王春明

延安精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培育和形成的“体现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江泽民视察陕西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4月3日。】，对我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的革命精神。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置身于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作为曾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工作过的访问教师，我深切地感受到，在世情、国情、党情早已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紧密联系现实情况，深入研究延安精神博大精深的科学内涵，深入挖掘延安精神的当代价值，对我们坚定政治方向、端正思想路线、牢记根本宗旨、保持优良作风，不仅需要，而且非常必要。

从1935年10月19日，率领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长驱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吴起镇；1937年1月进驻延安；1947年3月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为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毛泽东、党中央在陕北这片热土上战斗了13个年头（史称延安时期）。这是我党领导人民扭转历史乾坤、开创崭新纪元的时期。在此期间，我党成功地争取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的支持，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芦沟桥事变后，我党高举抗日救亡大旗，捐弃前嫌，同国民党再次合作，团结全国人民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武装，浴血疆场，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多起摩擦事件和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同时，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党发奋图强，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党的发展进入崭新阶段。抗战爆发前，我党有联系的党员只有4万人，领导的红军不过四五万人，根据地仅陕北一处。而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党已有121万党员、几万个支部、1000多个县委，领导着120万正规军队和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就是在这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中，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我党继承和发扬自成立以来所形成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不断汲取和升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依靠党和人民的艰辛探索和锐意创新，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同时，培育形成了集中体现我党我军革命品质的延安精神。

江泽民曾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页。】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精神得到我党历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反复强调弘扬延安精神的极端重要性。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江泽民视察陕西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4月3日。】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延安时期，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就是我党的政治方向。

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我党经过长期斗争实践和艰难探索，终于在延安形成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是我党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而确立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旗帜鲜明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系统地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号召全党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55页。】。这就使我党在民族危亡关头站在时代制高点上、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在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坚持独立自主的正确主张，牢牢把握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首先，战胜了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错误主张的严重干扰；其次，面对国民党顽固重兵包围封锁边区、不断制造摩擦事件、破坏抗战的行径，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正确处理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事件和反共高潮，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赢得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同情和支持，为取得民族独立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延安时期，我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和专门人才。统一战线建立后,为加强对在抗战中起中流砥柱作用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的领导和指挥，加强对迅速发展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和建设，加强对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和指引，毛泽东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在延安创办包括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在内的数十所各级各类学校。在这些“窑洞大学”里，我党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经常给学员讲课、作报告，深刻阐述党的大政方针和战略策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是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抗大校歌就是热血青年的时代最强音。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给陕公的题词中强调：“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即是在抗战最艰难阶段，我党也还不断地从前线和各根据地抽调中高级领导干部到延安学习、轮训。倚仗延安窑洞的真理和培育造就的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和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优秀干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才取得最后胜利。

新世纪新阶段，我党的政治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周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我们党和国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之所以能够高举旗帜毫不动摇；在西方敌对势力不遗余力地进行西化、分化，以种种无耻借口和卑劣手段干涉我国内政、阻碍我国发展，妄图我国屈服于它们的淫威时，之所以能够战胜惊涛骇浪巍然屹立；在洪涝、非典、冰冻、强烈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面前，之所以能够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西方主要大国也深受其害的背景下，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展现出强大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令世人惊叹羡慕，就是因为，我党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统一全党意志，才能凝聚全民族力量，才能激发人民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情和干劲，也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风险和挫折。胡锦涛强调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1页。】因此，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

二、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延安时期，我党通过认真总结建党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在深刻总结教条主义不顾国情，盲目照抄照搬经典作家的本本，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道路和模式，几乎葬送党和革命事业的沉痛教训的基础上，终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为使全党真正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使其成为全党的意志和灵魂，毛泽东号召并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4页。】

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党在指导思想上即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和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成不变的教条、顽固坚持一切从经典著作和主观意志出发的错误态度。为解决这个问题，从1942年2月到1945年4月，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经过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分清了党的历史上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路线是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渐成为全党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威望和权威为全党所接受所公认，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在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同时，毛泽东遵循中国革命发展规律，殚精竭虑地筹划着未来的新中国。当时，我党已从遭受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走出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大党，受到全国人民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他们渴望了解我党对时局和未来前途的看法。而我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区别于其他党派的政治主张，把人们吸引和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为此，毛泽东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和巨大的政治勇气，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创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3页。】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深刻阐明我党的纲领、政策，回答了谁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抗战及国家的前途，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等重大问题，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性理论纲领。这些思想不仅代表我党对中国政治和历史思考的最高水平，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全党整体思想水准和政治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党中央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进的思想路线，“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做到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实践上不断有新创新”【《六个“为什么”》，学习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我党在新阶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胡锦涛强调指出：“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坚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很重要的就是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胡锦涛视察陕西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4月14日。】我党88年的历史、新中国60年的历史、改革开放31年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凝聚了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和全体共产党人心血智慧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我党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条路线，党才能永葆勃勃生机，立于不败之地；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充满活力；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和谐幸福。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条路线，才能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更高阶段、使其显示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才能越走越宽阔。

三、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延安时期，我党坚决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靠对人民事业的绝对忠诚和全心全意的服务，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赢得人民群众真心诚意的拥护和全力以赴的支持。这是我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04页。】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演讲中高度概括了我党我军的性质、根本宗旨。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94―1095、1096页。】党的七大首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载入党章。从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为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它对我党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和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延安时期，我党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一切工作首位，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真诚听取群众意见，从善如流，集思广益，不断把分散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指导全局工作的方针政策。

1941年困难时期，边区征粮数量偏高，引起一些群众不满，甚至咒骂毛泽东。毛泽东深刻反省自己和党的政策，派人对农民负担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后，对征粮数量作了调整。毛泽东还严厉批评边区某些工作人员轻视群众物质利益,甚至对群众“竭泽而渔”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强调要以90%的精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以10%的精力从群众那里取得税收。他告诫全党：“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1941年11月，毛泽东采纳李鼎铭“精兵简政”的提案，指导中央作出精兵简政的决定。经过三次精兵简政，边区党政军机构消肿了，连队充实了，组织加强了，工作效能提高了，人力物力节约了。更重要的是，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党群关系，为战胜艰难困苦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后来曾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04页。】

延安和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是人民革命战争总后方，是我党局部执政的试验田。为此，毛泽东投入很大精力研究和指导边区的建设，呕心沥血地打造未来新中国的雏形。他要求“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边区各级政权机构中率先实行“三三制”民主建政政策，探索出一条人民当家作主的路子。经过艰苦建设，边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曾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18页。】一位外国友人赞叹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当时的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同心同德，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真正是“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朱德诗词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面对边区贫瘠的自然条件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固派长期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局面，毛泽东高度重视全党革命精神的培养，高度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他曾强调：在一定条件下，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他敏锐捕捉和精心培育闪烁着时代光芒、创新意识的精神火花，从理论上及时科学地总结概括，向全党全军宣传推广。主要有：“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精神；“一辈子总是做好事”的吴玉章精神；为崇高理想英勇奋斗的抗大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马列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精神相结合的延安县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愚公移山精神；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实事求是的整风精神，等等。毛泽东还把白求恩、张思德树为榜样，号召全党向他们学习，牢固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0页。】。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既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更是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者。他们的精神风范、人格魅力感染和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从延安逐渐成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显示的强大生命力中，从延安创造的清廉、高效、务实、公正、现代、民主的政府作风中，从延安呈现的和谐有序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秩序中，全国民众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和方向。因此，全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开始向延安聚拢，全国的正义力量开始向延安汇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通过改革发展为人民群众造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

目前，我国改革和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多发期。我们既面临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深层次矛盾和困难，也面临着如何抑制和缩小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切实解决广大群众就医、就业、上学、住房、社保、收入增长缓慢和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动无序、失地人口剧增等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困难。胡锦涛强调指出：“我们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意愿，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特别是要千方百计帮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只有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切实解决事关国计民生的困难，认真处理好改革开放和安定团结的关系，才能真正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江泽民曾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必须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江泽民视察陕西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4月3日。】所以，能否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原则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最大的政治优势，而脱离群众则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要坚决杜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京华时报》2009年6月20日。】这样撕裂和破坏党群关系的悖论，坚决克服漠视群众疾苦、损害群众利益的恶习，这样群众才能心甘情愿地与我党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古语“与民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四、弘扬延安精神，就是要永远保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标志。我党和中国革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壮大的，这就铸造了我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鬼、不信邪、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依靠这种精神，我党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使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我党遭遇来自三方面的巨大困难：一是从1939年到1941年，陕北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边区陷入严重困境；二是从1940年冬天起，国民党政府完全断绝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供应，顽固派则对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并不断搞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三是从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集中兵力打击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1941年极端困难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的境地。面对如此困境，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大生产运动。1939年2月，毛泽东预料到将会出现的困难时就尖锐指出，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页。】。1940年秋，他又号召全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1941年春开始，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迅速开展以发展农业为主的全民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带领下，率先进入南泥湾开荒生产。3年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1943年10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兴奋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经过党政军民艰苦奋斗，1943年边区实现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不仅使边区克服了困难，度过了难关，支撑了艰巨的抗日战争，而且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磨砺了战胜艰难困苦的坚强意志，改善了党政军民关系，积累了生产建设经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军队完全依靠自己生产劳动生存发展的伟大奇迹，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从此，艰苦奋斗就成了延安精神的代名词。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曾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如今，山清水秀的南泥湾和延安毛泽东、朱德耕种过的菜地，周恩来、任弼时使用过的纺车，还在向人们讲述着共产党人永远不该忘记的那段历史。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超过30万亿，一大批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4007万”【《六个“为什么”》，学习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在这种情况下，弘扬延安精神、重提艰苦奋斗是否不合时宜？江泽民曾指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全党同志，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成为我们党在新世纪团结和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江泽民视察陕西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4月3日。】胡锦涛也强调：“我们提倡艰苦奋斗精神，并不是要大家回到嚼草根、吃树皮那种生活中去，而是要保持那么一种革命精神，那么一种勤俭作风。必须看到，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但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继续用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精神来凝聚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27页。】他还告诫全党：“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627页。】我党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艰苦奋斗不仅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我党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法宝。2006年1月底，胡锦涛在瞻仰延安杨家岭七大会场时动情地说：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党内还存在许多与艰苦奋斗精神背道而驰的挥霍浪费甚至十分严重的消极腐败现象，还有不少党员干部为私心所扰、为名利所累、为物欲所惑。层出不穷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自省。

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小康水平，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党的庄严使命。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我们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工作观、事业观、政绩观。作为党员干部，只有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培养健康生活情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才能永远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也才能以自己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感染和带动群众。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弘扬延安精神，将为我们更好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力以赴地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 来源：中央文献研究室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