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平，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51年1月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保健科副科长，兼任刘少奇保健医生。后曾任海军卫生部防疫大队卫生勤务研究所代理所长，海军某部卫生处处长，张家口专署卫生局局长、张家口地区科协主任等职。本文是根据对王力平同志的采访记录整理而成的。

1950 年7月，我由中央军委保育院卫生科调到中央组织部卫生科任科长。年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的电话，说有事面谈。

我一到，傅连暲单刀直入地说：“王医生，现在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准务调你到中南海工作，你看怎么样？中央保健委员会已经成立，在中央警卫处设立保健科，具体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决定由徐福静同志任科长，你和王鹤滨同志任副科长。还有，决定让你担任刘少奇同志的保健医生。”

1951 年l月，我正式到中南海保健科上班。延安时期，我在陕甘宁边区医院和抗大医院工作时，曾多次见过少奇同志。那时候，少奇同志穿着十分朴素，丝毫没有领导人的架子。为他做保健医生，我深感责任重大，但同时也觉得非常光荣。

那时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国事繁多。领导人们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他们最喜欢和最习惯的工作方式，就是夜间工作，因此中南海的灯光总是彻夜不熄。少奇同志曾经对我们工作人员说过，夜间工作的好处一是安静,少有人打搅，二是便于思考问题，工作效率高，这是战争时期养成的习惯。改不了啊。

我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时，正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工作更加繁忙紧张。他们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开会研究工作，连吃饭也没有准点。少奇同志的身体不太好，但他总是彻夜不眠地批阅文件，思考问题，根本不顾寝食。看着他那疲惫不堪和日趋消瘦的面容，我的心里既敬佩又着急。我多次劝说过少奇同志，请他注意休息，注意饮食，但他总是“嗯”上一声，似乎接受我的建议，但行动上却依然如故。

一般情况下，少奇同志每天凌晨三四点、甚至早上七八点才休息。下午一两点起床后工作。少奇同志进办公室后，秘书首先向他报告当天有什么国务活动，并把在他休息时收到的文件、电报等交给他。然后吃“早饭”。他的“早饭”很简单，通常是一杯酸奶，一碗大米粥，一颗鸡蛋和一小碟咸菜。匆匆吃点东西后便开始工作。晚上七八点钟，或者八力点钟，少奇同志再吃第二顿饭。稍事休息后，继续接着工作。万簌俱静、人们进入甜美梦乡的时候，正是少奇同志精力高度集中、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直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他才会拖着疲倦的身躯，吃点“晚饭”后去睡觉。由于工作压力太大，工作时间过长，他的脑力和体力常常透支，躺到床上又很难马上入睡，所以睡觉时总要服用安眠药。

在那个特殊时期，毛主席、党中央经常召开一些临时性的紧急会议。有时，少奇同志还没有吃完饭，车已在门口等候，他便立即放下筷子去开会。有时，少奇同志服用安眠药后刚刚睡着，也得叫醒去开会。由于药力的作用，少奇同志突然从沉睡中醒来，很痛苦。但他还是立即在卫士的搀扶下赴会。他曾多次告诫我们：“只要毛主席那里通知开会，不论我在干什么，你们都要立即告诉我。我们都要绝对听从毛主席的召唤。”

为了刺激和兴奋大脑，少奇同志经常吸烟、喝浓茶，但也造成了饮食减少、胃病常犯的问题。有时工作太累，身体实在难以坚持时，他就让我给他注射葡萄糖。以此获得片刻的休息，恢复体力和脑力。为帮助少奇同志缓解疲劳，我也想了一些办法，比较有效的就是为他进行头部、颈部按摩。少奇同志说按摩后轻松了许多。但就是这样简单的按摩，他也多次拒绝我，认为这是给别人添麻烦。

1953 年下半年以后，国家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少奇同志的休息时间也渐渐多了一些。他的所谓休息，其实就是一个人在阳台上来回散步走上20分钟，活动一下四肢。空闲的时候，在光美同志和秘书吴振英的劝说下，少奇同志有时也在中南海里划划船，或是全家人一起看看电影、打打扑克。

少奇同志的物质生活非常俭朴。他的穿戴总是老三件：一身制服，一件羊皮袄，一双旧皮鞋。日常生活中，抽烟、喝浓茶就是他的两大爱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照片中，少奇同志手指间总是夹着香烟。而他抽的烟其实就是最大众化、最普通的“大前门”牌香烟。他爱喝浓茶，但又很节约，总是抓上一把茶叶喝上一天，一点茶味都没有了，他还在喝。

我是1954年5月离开少奇同志的。有一天，傅连暲通知我，说组织上选派我到上海解放军医学科学院高级班学习，为期一年。1955年，我在上海学习结束后，被调到海军卫生研究所从事流行病学领导和研究工作，以后又转业到地方工作，再没有回过中南海。每每想起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我总为有幸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少奇同志的第一任保健医生而自豪。

（原载《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