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景

最近发现自己读的书越来越杂，并且逐渐向专业性、学术性靠近。书籍的种类从最初的纯文学，逐渐扩展到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医疗等领域，书的作者既有国内的国学大师、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央视财经记者、医疗专家，也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国外专家。感觉自己不像是写小说的，更像搞研究的。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写小说的，我写小说前总有很多工作要准备，而读书，只是众多工作中一个小小的环节而已。目的是为了全面、系统地了解题材涉及的时代背景、社会矛盾、行业现状、发展态势等等，让自己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并从中发现一些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或者苗头，同时也能让我更好地理解小说中人物的处境和命运。

我可能天生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在生活中很容易注意到周围一些特别的人、特别的现象，捕捉到社会上的新变化。而强烈的好奇心和学医人所特有的喜欢刨根问底的习惯，则驱使我不断地透过现象去寻求本质。我几乎把每一篇小说所涉及的社会问题都当成科研课题来研究，我通常用两种方法来开展我的“研究”：一是向事物本身寻找答案，比如，长时间地去观察同一类人、同一个事物、同一种现象，与观察对象近距离接触、交流；二是通过间接的途径寻找答案，比如，列出详尽的计划表，在什么时间段采访什么人，查找哪些资料和书籍，到什么地方去考察或体验等等，和写论文的步骤非常相似。如此严谨认真的态度，有时连自己都有些失笑。这也许跟我多年来一直跟数字打交道有关。因为我的工作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哪怕只错了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也会大大影响到工作的进程和质量。因此，在写作时，读者在我心里的分量绝不亚于单位领导，他们就像上帝一样神圣，空话、虚话、不负责任的话，都是对上帝的不敬。

在创作《小脚》这部长篇小说时，为了对小说中的时代背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先后两次借阅延长县的县志，反复阅读，并做了大量的笔记，还跟我们当地一些年纪较大的老人聊过天，和他们一起回忆当年的经历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因此，凡是对我们延长县的历史比较了解的人，很容易从这部小说中看出“延城县”其实就是“延长县”，文中的很多人物原型就是我们当地人。

写中篇小说《良知》的时候，由于题材涉及的是医患纠纷，我对医患纠纷产生的根源进行过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先后多次与医护人员、患者交流过，还看过不少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章。虽然我本身就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常年在医院工作，曾经亲眼目睹了不少医疗纠纷，还亲身经历了一次医疗事故，但我还是不会轻易相信自己的主观判断。因为个人的学识和经历毕竟是有限的，多学习多了解，不仅有助于开阔自己的眼界，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还能够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这样的话，写小说时，分别站在医患双方的立场上描写他们的处境和感受，就会相对比较客观、真实，读者读起来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写《浮土下的脚印》之前，我准备了近半年的时间，其中包括读了两本国内外学者写的关于我国近三十年来政治经济改革方面的书籍。除了想了解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出台了哪些农业改革方面的政策外，我其实最想知道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思想意识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哪些变化。读这篇小说时，你一定会惊讶地发现，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深奥的大道理，只是一个简单的小故事而已。如果不细心看，我相信很多人都很难发现隐藏在其中的秘密。但是对我来言，当我把我想要的东西装进自己心里以后，提笔写作时就会更加自信、更加从容。

每每搜集好素材，整理好资料以后，我就像一个手持锅铲的大厨，面对各种各样的食材和配料开始认真地分析。我首先要想清楚的是，我从这些东西中能得到什么？我想要表达给读者的又是什么？把这些事情完全想明白了，然后再根据主题构思情节，设计人物。比如，某个人物代表哪一类型的人，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和个性，谁跟谁是什么关系，彼此之间有什么交集，谁什么时候出场，谁什么时候退场，一场戏和一场戏之间如何衔接，什么地方埋下伏笔，什么地方前后照应等等，都是提前想好的。写的时候大体按设计好的思路走，但也不严格遵守，经常会“跑偏”。不管怎么写，基本的原则就是：故事情节完全按照人物个性和故事发展的需要灵活地去写，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既要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符合自然常识和生活逻辑，还要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为了把人物写活，我经常把特定的人放入特定的环境中，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与他们进行对话，或者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房间里偷偷地自言自语。

这是一个很享受很快乐的过程。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有趣的文字游戏，娱人亦娱己。而作为游戏的设计者，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所有的规则和秘密都掌控在我的手心里。

完成初稿后，心情通常会非常放松。之后便是不断地修改、雕琢，直到自己完全满意为止。每一次写作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探索之旅，每一次探索，都会有一些新的收获。生命因为写作而变得更加充实，更加丰盈。而这，也正是我喜欢写作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