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宝泉

几十年以后，再读描写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让人有一种莫名的触动和别样的感慨。因为中国这场历时二十多年，席卷1700万城市青年，涉及中国上千万家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震动和深刻影响，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重大事件，引起世界许多学者和政治家的广泛注意，被称为“使人震惊而又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运动”。作为反映这一运动的文学样式，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已经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引人景象。

在这样的背景上来看《山村恩仇记》，它描写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月，靠造反起家的李根生当上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他狡猾偷懒，贪污盗窃，仗势欺人，村子里生产混乱，群众生活困难。勤劳、善良、刚正的老农民李铁牛试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这种状况，但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他只好不顾一切地揭露这些违法乱纪事情。李根生却以破坏集体生产为名，强迫老人独自去老牛山包产劳动，老人拼命劳动超额完成了包产指标，李根生不但不按照合同分给他应得的粮食，反而说李铁牛宣扬走资本主义道路，召开批判大会。并诱使北京知青齐卫东出手打人，整理黑材料，李铁牛被送进监狱。齐卫东因此成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并被提拔当了公社团委书记。不料春风得意的齐卫东却因为写材料时疏忽大意，一字之差，被打成反革命。他偷跑出来，骑着自行车上县申诉。不幸途中跌下沟坡，恰遇李铁牛从狱中释放回家，风雪弥漫的山路上，遇到奄奄待毙的齐卫东，李铁牛拼着老命将他背回公社医院，救了他一命。齐卫东在伤病的痛苦折磨中，进行深刻的反思，终于分清了大是大非，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过八年，齐卫东洗心革面，他决定回到村子向李大爷认错认罪。他痛不欲生地将已经病逝的李大爷认为义父，并为他树碑立传，作为永久纪念。

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感恩故事，实际上这是一个磨难与救赎的原型呈现，折射的是希冀与困惑、奋斗与矛盾的时代苦难。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复杂深刻的历史根源、文化根源、心理根源和现实困窘。从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创建新民学会到毛岸英到吴家枣园下乡务农，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贯穿了毛泽东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一贯思想，是毛泽东的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文化大革命残酷的政治生态和严峻的就业形势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局面，未能使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各归其所，协调发展，甚至扭曲变形，结果导致民族和国家的悲剧。至今为止，我们不知道谁能够找到万全的避免文化大革命的灵丹妙药。所以，放在人类历史的宏阔背景上来俯瞰文化大革命，这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不可避免的大劫难，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炼狱。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中国知识青年的精神炼狱。作品中所描写的一系列荒诞事件，诸如“大批判”、“游街示众”、“讲用会”、“反革命事件”等，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畸形年代特有的标志性符号，形象地展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风貌，使人物的行为和性格无可避免地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所以《山村恩仇记》的主要价值就体现为精神价值、心理价值，它是中国知识青年精神炼狱的一扇窗口。

铁牛李大爷无疑是这座精神大厦的坚强支柱。从一般的角度来讲，他的形象汇聚了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他勤劳善良刚强正义，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月屡屡遭受迫害，而又不屈不挠进行斗争，他不计个人恩仇，大义凛然，以德报怨，故事动人，可歌可泣。李大爷的性格特质表现在勤劳、刚强、正义、善良、嫉恶如仇等多个层面：他把劳动当做自己的天职，不管是给集体干活、还是给自己干活，他都一丝不苟，不怕吃亏。他对于以李根生为代表的犯罪事实敢于大胆揭露，坚持斗争。但是当他遇到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仇人时，他抛开个人恩怨，以大慈大爱的悲悯情怀，冒死把他背到了医院，挽救了一条垂危的生命，可歌可泣，感人肺腑。在李铁牛这个老农民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多方面的传统美德，作者通过其细致入微的描叙，使他成为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成为独特的“这一个”。他在故事层面典型性、代表性，在高老钟、梁生宝这些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序列中又增添了新的人物。

但是，扁平人物的故事叙述并不是作品的重心所在。叙述的心理化和精神世界的拓展与开掘是作品凸显出的显著风格。从作品开头风雪迷漫中李大爷的深情独白，到作品结尾齐卫东的心声流露，整个作品弥漫着浓烈的心理色彩。正是在这种心理化的叙述中，作品展示出李大爷对子孙、对后代、对土地、对乡村、对劳动的一往深情，这种普通农民的美好情愫，最能引起读者对老人家的同情、尊重和热爱。作品中最有分量的心理描写，是刘大爷面对狂风暴雪中频临死亡危险的齐卫东救与不救的心理矛盾与斗争的描写。顺其常理，任其冻死，他无可指责。超乎常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已经是大慈大悲大善了。在此过程中的心理搏斗与挣扎，真实、贴切、生动、感人，把李大爷那颗“热腾腾的人心”的温度都写得似乎让人能够感觉得到。此时，读者对李大爷的心理反应便是温情、敬重和敬爱了。而特别令人震撼的是，面对频临死亡的齐卫东，竟是曾经要将自己置于死地的生死冤家、大仇人，救与不救，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终极难题。所以，李大爷的救人义举在这里显然超越了一般的道德规范而具有了终极关怀的神圣意味，让人不得不产生崇敬的高峰层面的审美体验。这也就使作品的心理描写具有了哲学的意义和价值，从文学的主体性上升到了哲学本体性的高度。这样，作品描写的心理层面复杂性、深刻性就进一步上升到象征层面的博大性、崇高性，从而使李大爷这个普通农民形象具有了象征的意味：李大爷是中国的脊梁，他就是一个拯救者。

这就为齐卫东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前提条件。

齐卫东是浩劫年代的一颗苦果。他的飞黄腾达宣告的是革命的荒诞，他的扭曲变形展示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无情批判。谁都没有想到，庄严神圣、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演变成一场鱼龙混杂、逆水横流的历史闹剧和民族悲剧。与党的使命、人民的宗旨和人类的价值相去甚远。作为工人阶级的子弟，齐卫东本来根正苗红，完全可以走一条健康的成长之路。但现实的残酷、文革的裹挟使他的“革命观”发生了质的蜕变，走到了错误和危险的境地。虽然我们没有必要回避他的个人责任，但纵观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像齐卫东这样的插队知青的所作所为，他们在庄严革命的口号下，却干出了许多龌龊和罪恶的勾当，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罪过，国家的劫难，民族的隐忧，人民的灾难。仅从齐卫东个人的角度而言，他在村子所干的一切，让他遭什么样的报应也都不为过。但是作者没有落入善恶必报的窠臼，而是让人物在自己命运的沉浮中认识历史的荒诞和个人的罪责。由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到一落千丈的现行反革命犯，命运的急转直下，这正是齐卫东和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的精神炼狱。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中国最高层的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北京知青和生活在最底层贫困农民的共同生活、生产，矛盾冲突，交流融合，构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一道最引人注目的时代风景，也形成了洞穿中国历史和影响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而这不能不说有得益于插队生活炼狱的有益成分。所以，当齐卫东发现自己的救命恩人竟然是被自己整得死去活来的李大爷的时候，齐卫东灵魂深处的革命终于爆发了。他的反思是深刻的，他的悔恨是真切的，他的忏悔是诚挚的。他在精神的炼狱中看到了李大爷博大精深的人性光辉，认识了自己的卑劣，判决了自己的恶行，完成了灵魂的回归，并且用自己的行动实现着灵魂与肉体的自我救赎。

《山村恩仇记》整体是一个拯救与救赎的故事。而拯救的灯塔就是李大爷。而他的四射的光芒则是通过多重聚焦来实现的。

从叙述方式来看，作者的第三人称叙述，用极简约的文字为读者提供了基本的故事框架和情节线索，像一幅导游图，让读者目标明确，循序渐进，一步步进入作品的审美世界中去。而一个个小标题，既是主题的提示，又是精神的框架，引导读者进入作品的精神世界，去真切感受和深刻体味作品的个中三昧。而贯穿全篇的是作者精心设计的心理线索，它是一条红线，又是一根神经，把作品的深刻意蕴和故事情节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既给人一种色彩斑斓、万花浮现的诱人景象，又九九归一，万变不离其宗，紧紧围绕着李大爷和齐卫东这两个中心人物和拯救与救赎这一主题，使作品形神兼备，完美统一。

值得肯定的是，作品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上采取多重聚焦的方式，把人物关系设置在叙述视角的变幻之中，通过亲与仇、祖与孙、父与子、官与民的视角变换，从多重角度来丰富和凸显李大爷的性格内涵和精神世界，使作品结构严谨，中心突出，性格饱满，境界感人。李大爷的叙述淳朴生动、委婉动人、语重心长，特别是与齐卫东的一系列叙述辗转回肠、情理毕现，展现出一位沧桑老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博大，可亲、可敬又可爱。作为救赎角色的承担者，齐卫东的叙述在作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普通一员，他的命运起伏是整个知青命运的一个缩影，他的心路历程是整个知青精神炼狱的真实写照。在异化的革命和异化的权力的双重重压下，齐卫东从反面向人们展示了那场革命的诡谬与罪恶。在齐卫东的叙述中，知青运动的一扇窗户被徐徐打开，农村生活的面貌一页页翻开，李大爷的勤劳故事和刚正性格一步步展现。特别是对齐卫东心路历程的展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机遇与正义的考量，腾达与冤狱的反差，作恶与悔悟的纠结，革新与忏悔的回归，既展示了农村生活的斑斓图景，又不断完善和丰满着李大爷的性格和形象，同时也完整地勾勒出齐卫东自我救赎的历程，形成拯救与救赎的整体建构。

孙子的叙述，用童年的视角观照爷爷的劳作，生动鲜活，充满童趣，不仅展示了爷孙两代人的天伦之乐，从孙子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李大爷的人物形象，而且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和希冀，让人感觉到李大爷的奋斗精神和乐观情怀已经像一条红线一样，在爷孙三代人之间延续和传承。其他人的叙述，也都因人而异，各具特点。像作为地头蛇的大队书记李根生，已经蜕化变质为以权谋私的蛀虫。他的一切行为完全以自我利益为圆心，他的叙述虽然简短，但却活脱脱地刻画出了一个假借革命的名义为自己谋取一己之私的乡村当权派的丑恶嘴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大革命的异化本质，从反面衬托出李大爷形象在农村的典型性、代表性、示范性和引导性，表现出潜存于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的精神正能量。

作者刘文超是一个极富文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物。在《山村恩仇记》中灌注着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从小标题意念的引导，到整个作品心理氛围的营造，还有对叙述节奏和旋律的诗意的追求，都在指向一个崇高的美学目标，这就是象征。从整个作品的意蕴挖掘可以看得出，作者想告诉人们的很多很多，但作者并未直白地袒露出来，而是企图通过整体的象征表达出来。这个象征意象就是老牛山。老牛山是老百姓的生命之所，它既是农村生活的象征，也是农民形象的象征，更是李大爷人格精神的象征。作者在几近人格化的描写中，在老牛山上寄托了太多的东西，能够挖掘并给广大读者带来更多回味的意蕴十分丰富。从这个角度来讲，《山村恩仇记》是一块璞玉，它的内在景象可能分外灿烂，我们期待着这天灿烂夺目日子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