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兰

闷热的夏季来临，又是一年槐米满枝时。槐米，就是国槐树上半开未开的花蕾。每次看见满树绿色的槐米，我总是不由地想起我的母亲。

记得，小时候，每年一放暑假，母亲都要带我去钩槐米。无论天多么热，路多么远，山多么高，我都从来不抱怨不叫苦。因为这槐米能给我换回新衣服，买回新书包，给我换来下一学期的报名费，所以再苦再累再热，母亲不说苦我从不敢说累。

记忆中，土槐树特别少，特别金贵。农村人要么每家门口或院子里有那么一两棵遮阴避暑的槐树；要么是祖坟地里有几棵粗大茂密的槐树。但，这些槐树都是名树有主的，别人不能去树上乱采。再说，树的主人家也要靠这棵树上的槐米换点钱来贴补家用。所以，为了多钩点槐米，母亲就在一根细长的木杆上绑上镰刀，带上干粮和水，领着我爬山越岭地去远一些的荒山上钩槐米。

记忆中，那些槐树，总是又高又大，树冠耸入云端，长长的钩镰也够不到。母亲年龄大了，上不了树，于是，每次都是我爬到树梢上，用长钩镰钩采。每次我在树梢上钩，母亲在地上将槐树老枝和树叶摘去，再把槐米枝装进袋子里。为了多采些槐米，我总是尽量爬到树梢最高处，微风过来，脚底下的树枝就像荡秋千一样来回晃，有时晃得特别厉害。那时，母亲总是一句话从头说到尾，一直要说到我从树上下来：兰儿！抓牢！小心啊！我总是安慰母亲道：妈，你放心！我可是孙悟空再世呢！听到我的话，母亲总会咯咯地笑，但仍然不会忘记重复她那句叮嘱。

看到满满一大袋子槐米和母亲那打满补丁、被汗水浸湿的衣衫，我总是心里特别地心疼和难过。我说：妈，等我长大了，挣很多很多的钱，给你买新衣服，咱再也不钩槐米了。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会笑的特别开心。母亲笑起来特别漂亮。记得有一次在舅舅家遇到一位50多岁的邻居阿姨，看到我，盯着我看了半天，突然上来拉住我的手说我长得太像我母亲了。那个阿姨说，她娘家在我姑姑村里，记得她大概八、九岁时见到过刚刚结婚去我姑姑家认亲的母亲，她说那时母亲穿着一件红丝绸棉袄，带着一顶礼帽，耳际插一朵花，头发又黑又亮，一双大花眼，很漂亮。她们村很多小孩都趴在姑姑家门口看漂亮新娘子。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夸母亲，描摹母亲年轻时的模样。四五十年之后，那位阿姨居然还能把母亲当时的模样描绘得那么清晰，可见母亲当时在她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多么深刻美好的印象。

母亲42岁生了我，我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六。但确切地说，我是母亲生的第8个孩子。因为在哥哥和姐姐中间还有两个孩子因为生病没钱治，殁了。我也是从小体弱多病，小时候瘦得只有两只大眼睛，12岁了还长不出门牙。我不知道我们兄妹6个让母亲操过多少心。记忆中，半夜醒来经常看到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缝缝补补的情景。母亲穿的衣服总是补丁摞补丁，一身疲惫，满脸皱纹和苍老，所以，根本想不到母亲年轻时竟然那么漂亮。

每次钩槐米回来，母亲就将槐米晾晒在院里的石桌或碾盘上，晾干后再用簸箕筛干净，然后装在布袋里，等待夏季里最美的一种喊叫声响起：“收槐米喽——收槐米喽——”村里的婶婶阿姨、嫂嫂姐姐们，听到喊声，都忙着跑出来，冲着硷畔下喊收槐米的。听到招呼，收槐米的商贩就会停下脚步，婆姨、女子们就拿出自己珍藏的槐米兜售。那个商贩总是伸出一只紫茄子一样青筋鼓爆的手，使劲从槐米袋子底抓一把槐米，仔细挑剔着。看毕，不是嫌晒得不干，就是说有杂质，再或者是嫌槐米开得要么不足、要么太过。婆姨女子们叽叽喳喳地争论半天，总也说不过收槐米的商贩。于是，槐米被压低价格收走。村里每家每户都会换来一点辛苦钱，用于买针头线脑、油盐酱醋，或者扯上几尺花布给娃儿做件衣裳。母亲总在卖槐米的钱里先备下我的报名费，要是有多余，能够扯块布，就会给我做件新衣服。母亲从来不舍得给自己添置一件新衣服。

后来，逐渐长大的我，开始由村到镇，由镇到县，再由县到省城，走得越来越远，也离母亲越来越远。槐树也越窜越高，母亲的背却越来越弯。之后的日子越过越好，再也不用母亲翻山越岭地钩槐米为我挣学费了。但是，母亲依然坚持着在自己家门前的槐树上钩槐米，再将卖得的钱全部给我，说让我多买几斤饭票或添置点学习用具。每次拿到母亲硬塞给我的那皱皱巴巴、沁透了母亲的爱和汗味的钱，我总是眼圈泛红，一次次泪水模糊了眼睛。

长大后，我有能力给母亲添置新衣服了，但母亲却怎么也改不了钩槐米的习惯。老人家总是说，她一钩槐米，就能想起我们小时候与她在一起的幸福模样。